五一届校友张学贤
今年5月，是我的母校海师的老校长郇华民同志逝世三周年，郇老和我42年的师生情谊永远留在我的心坎里。
一、“青年人要经得起磨练”
1948年11月7日，连云港市全境解放。大约有半个月时间，海州师范（当时叫东海师范）在大街上贴出通告，宣布复课。看到通告后我随即到校报到。经过草草补课和考试，算是初中毕业了。第二年春天，我们考入海州师范高师部读书。
在两年的学习生活中，给我教益最多的莫过于老校长郇华民同志。
郇华民，字立三，1907年5月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郇圩村。早年在家乡创办郇圩小学，兼办农民夜校。1928年秋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后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组织抗日救国团。1940年，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先后在民主政府举办的滨海中学、滨南中学任校长，在淮海专署干教科任科长。1948年冬，受命来连云港市（当时称新海连特区）接管海州师范，担任校长近廿年之久。
刚解放时，海州师范学生思想很混乱，郇校长和教导主任李黎明同志，除了认真抓形势和政策教育，还特别重视劳动教育。老校长亲自给我们上课，讲劳动创造世界，讲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时结合实际，组织学生劳动，用双手建设学校、改善生活。当时，我们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生产园地，校内的园地种菜、种果树，校外的种粮食。劳动时间一般都安排在星期天、节假日和课余时间。
生产劳动，本来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要素，但对我们这些“肩不能挑担，手不愿提篮”，韭菜和小麦都不易分清的青年学生来说，却成了沉重的负担。当时，最苦最累最脏的活有两样：一是用稀释的大粪浇大白菜，刚开始干恶心得要吐，一连干了两个冬天才习惯；二是用肩膀代替水牛拉犁耕地，五人一张犁，轮流换着拉。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都磨破了。当着人面不好叫苦，只有到了晚上睡觉时才敢叹气。
学习紧张，劳动建校任务繁重，但营养条件却很差。当时国家处于恢复建设时期，财政特别紧张。每个师范生一个月只供应60斤小米高粱，大白菜烧豆腐是主菜，高粱米干饭是主食。初吃高粱米饭，“吃不进，拉不出”，大便带血是常事。就是这些低水平的供给，还是组织学生自己运输的。每隔个把月，总务处就组织大家去四五里远的海州车站运粮草，男生挑、女生抬，浩浩荡荡的运粮队伍，就象支前大军一样。开始时我们很不自然，走在大街上头都不敢抬。但是，一看到革命几十年，身体清瘦的老校长扛着扁担绳，走在队伍前头，一切顾虑也就打消了。
由于我先后担任过海师学生会的劳动部长、学生会副主席和团总支委员，所以和老校长接触较多。他经常给我讲艰苦生活环境对磨炼人的革命意志的重要性。有一次，老校长在交代了劳动任务之后问我：“你读过这样一段话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段话的核心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今天仍有教育意义。青年人要经得起磨炼，只有经过艰苦磨炼的人，才能挑起建设新中国的重担，才能在逆境中求得生存......”
老校长的教导，启我深思，催我奋进。在两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不仅读完了师范课程，还接受了劳动创造世界的伟大真理。劳动使我与工人农民的思想靠近了，劳动也改造了我的世界观。今天回想起来，我所以能在海州师范公开建党时（1950年6月），第一批参加中国共产党，与经过艰苦的生活磨炼和积极协助劳动建校是分不开的，老校长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这两年的艰苦磨炼，不仅增强了我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帮助我渡过了以后工作中的道道难关。那是1966年10月，我调入新浦磷矿任副矿长，由于动乱的影响，直到1970年磷矿才开始筹建。当时我靠边站，在打井工地劳动二三年，抬沙子、打水泥还能干得了，最难的是抬坑木。井下用的坑木，一般都是三四米长、直径三十多厘米的圆木，开始和工人师傅抬坑木，两条腿走起来直打晃，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脚步才稳当起来，顶得上一个壮劳力使用。工人同志们惊讶地问我：“听说你是拿笔杆子出身的，怎么也能抬动又粗又长的大木头呢？” 我说：“这多亏老校长的关怀，早在读书时他就教会了我们劳动，如果没有那时的磨炼，今天我早就住进病房了！”
二、“实事求是是做人的品质”
由于经费不足，海州师范在组织学生劳动创收的同时，总务处的同志还做了几次生意，赚点钱盖教室，以改善教学条件。由于创收，也带来了财务管理上的混乱，正巧碰上了1951年的“三反运动”。本来很平静的学府，一下子刮起了“十二级台风”。
青年人不了解，那次搞“三反”，打“老虎”，还专门下了指标的。海州师范是海州地区的一个大单位，打不出“老虎”是不好交待的。运动的目标首先落到总务主任张仁身上，随着运动的深入，老校长也卷进去了。先是检查交代，揭发检举，而后连软禁也用上了，声势越来越大，高峰时传说他两人贪污好几万元，比这几年来专署拨给学校的经费还要多，实在悬得很！
当时，我已毕业留校，在校长室担任秘书，还兼任一段财务工作。在讨论学校“打虎队员”名单时，我被搁浅了！理由是态度暧昧，斗争不力，缺少实际行动。学校运动小组通知我：要想参加“打虎队”，一是要在全校团员大会上作检讨，端正态度；二是要揭发检举老校长的问题，拿出实际行动来。
开始时我想不通，老校长是我最尊敬的人，为人清正廉洁，艰苦朴素，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他身上都有体现，一夜之间怎么就变成了贪污腐化的“大老虎”呢？但是，考虑到这是党的号召，考虑到身为共产党员、团总支委员，不能当“打虎队员”，不要说面子很难堪，别人肯定要说我和老校长是一伙，再加上连续两次去新浦参加斗争大会，第一次是由市委组织部一位部长主持的，第二次再去开会，大会宣布那位部长是“大老虎”，当场戴上了手铐，……越想越紧张，最后决定还是检举揭发吧！
可是，揭发什么呢？经过苦思冥想，总算找出两个问题。一是老校长经常给老战友写信，有时用公家信封、信纸和邮票，以每月两次计算，每一次一角钱，两年是两块肆角钱。二是老校长的亲友比较多，有时来校看望，就叫小厨房炒盘鸡蛋。管理员收钱不足，一月二次，一次少收一角钱，两年下来又是四五块钱。我就是用这七块钱的“炮弹”过了关，当上了光荣的“打虎队员”。事后心情很沉重。因为这两件事，被我夸大其词了。
不久，海师“三反运动”搞过火的情况反映到市委，引起了市委重视。责成市政府教育科配合徐州专署教育科，组成一个查账组。通过一个多月的调查，逐笔核对帐目，终于把问题搞清楚了。结论是：海州师范前二年财务管理比较混乱，但不存在贪污受贿。因此老校长首先恢复工作，接着张仁同志也宣布解放，后调省教育厅工作。
老校长恢复工作之后，我主动向老校长作了检讨，说明由于个人虚荣心支配，夸大其词地揭发了两个问题，事后内心很愧疚......。老校长极其平静地说：“学贤啊！这么大的运动，一般人是经受不了的，何况你刚刚参加工作。”“我们党搞过几次运动，开始时都很稳当，一发展到基层，就容易走火，扩大化。”老校长稍作停顿，接着说：“想当年，我郇华民为了支持革命，变卖家产，在所不惜。今天革命刚刚胜利，我怎么能昧着良心去贪污国家财产呢？”“我完全拥护三反运动，如果让贪污腐化之风蔓延下去，中国革命的胜利果实不能保住，建设新中国也就无从谈起。但是，无论搞什么运动，都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就是没有，就是钢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违心地承认，这是做人的品质。当然，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有高度的政治修养，更需要有无私无畏的精神。”老校长最后意味深长地说：“这仅仅是个开头，以后的运动有的是，我相信你经受过这次锻炼，会逐步成熟的。”
三、“不重视统一战线，不是党的好干部”
岁月匆匆，斗转星移。经过十年动乱，老校长虽然容颜渐老，但精神仍然很饱满。每逢节假日我们去看望他时，他总要对时局发表一些见解，对教育工作提出一些呼吁。
1989年6月，我调市委统战部工作，报到之前，我又一次去老校长家聆听他的教诲。老校长听说我将去统战部工作，非常高兴，他说：“统一战线是个宝，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在50多年前就肯定了的。革命战争时期，环境那么艰苦，我们能站住脚跟，一靠武装斗争，二靠统一战线。如果没有统一战线，我怎么会走到革命队伍中来呢？”
当我提到有些人说统一战线是“软任务”时，老校长激动地说：“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毛主席、周总理都亲自做统一战线工作，亲自和党外人士交谈。连云港市委把卫生界知名人士刘一麟、张玉峰安排为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有职有权地工作，你能说软任务吗？”“什么软任务、硬任务，我看重视它，狠狠抓，做出成绩，发挥作用，不就是硬任务吗？不重视、不做工作、不能发挥作用，还能不软吗？”“积我六十年的经验，不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不是党的好干部。”
老校长还就如何和知识分子交朋友，给我提出三点期望：一要虚心。党外人士大都是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要放下架子虚心向他们学习，千万不能妄自尊大，以教育人者自居；二要诚心。党外人士顾虑最多的是怕得不得信任，和他们交朋友一定要以诚相待，以心换心，只有建立在肝胆相照、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知心朋友；三要关心。党外人士自尊心很强，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困难，一般不愿启齿，我们要主动了解，主动关心，主动解决。不要等着人家开口，或者开口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其实，老校长不仅是这样说，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记得解放初期，海州师范师资严重缺乏。老教师来自旧社会，大都有这样那样的政治背景。为了保证教学工作，老校长除了经常和老教师谈心，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还在学校党支部大会上多次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周总理的“三句话”，即“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党员教职工要虚心向老教师学习，主动关心他们的进步，热情支持他们的工作；学生党员要认真听课，严守纪律，不得对他们有轻视态度。
由于老校长和党支部的关怀、信任，大部分老教师能安心工作，认真备课，自觉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特别令人鼓舞的是，有十几位老教师，自发组织一个政治学习小组，自己掏钱买了《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联共党史》等书籍，利用星期天早饭前学习政治，提高思想觉悟，从未听说有人请假缺席的。
老教师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是张国华老师。张国华，1902年出生于涟水县马老村，1932年8月，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师范专修科。北伐战争时曾参加过党派活动，解放前在海州师范担任教务主任。1948年11月6日，他受校长牛云峰之托，以学校迁移镇江为名，带领全校师生向徐州方向溃逃，影响不算小吧！解放后，张国华老师回到学校，老校长对他热情接待，一视同仁，安排吃住，安排课程，主动谈心。在老校长的帮助下，张国华老师逐步消除了惶恐、犹豫情绪，积极投入教学工作和各项活动，受到师生们的尊重。过了一段时间，老校长又宣布张老师协助教导处，抓好各个教研组工作。由于张老师工作勤奋、成绩出色，1955年7月，作为江苏省10名先进教育工作者之一，到太湖疗养院疗养，1960年被评为连云港市模范教师。张老师病故前，嘱咐家人把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海师校园里......这一切，不正是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生动体现吗？
据我所知，老校长和党外副校长刘瑞峰同志也配合得很好。学校的重大事情，老校长都主动和他商量。开大会布置工作，常常请刘校长出面讲话。有时碰到不同意见，首先考虑尊重刘校长的意见。1954年，学校调资，老校长考虑到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业绩也比较好，提议为我调两级工资。刘校长认为老教师工资普遍较低，老张是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就调一级吧，留出一个指标给老教师。老校长立即采纳刘校长的意见。从这件小事里可以看出两位校长相处得多么融洽。
最令人难忘的是，老校长重病在身，还不忘祖国统一大业，还在做统一战线工作。那是1990年初夏的一天，已是83岁高龄的董建华老先生从台湾回来探亲，一踏上故土就打听郇立三还否健在？在家乡东海稍稍停留，就风尘仆仆地到新浦，来到郇老家里。
郇老和董老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董建华是东海地区早期参加中共的党员，还是郇华民参加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大革命失败后，他俩分道扬镳，一个去西安找党，历尽艰辛，坚贞不渝；一个改换门庭，参加国民党，官至东海县党部书记、国大代表，解放前夕去了台湾。虽然政治上分道了，但两个人的感情依然如故。只是因为国家动乱，两人被拆散在海峡两岸，一别就是四十余载。
今天故人相见，格外亲热。董老谈来大陆的感受，询问一些故人情况；郇老谈家乡建设，谈“一国两制”。从上午谈到下午，从下午谈到晚上，要不是董老身体有些不适，还准备挑灯夜谈。在上午交谈时，两位老人边聊边下了一盘象棋。六十多年前，他们两人就是在象棋桌上谈论国家大事，决定冒着杀头的危险，投奔共产党的；今天他们又坐在棋桌两边重叙友情，甚至忘记了吃饭。郇老的夫人朱崇琴把饭菜端上桌，再三催促吃饭，董老问郇老：“是下完棋吃饭，还是吃完饭再下？”郇老说：“和了吧，和为贵。”开始时董老还没完全领会郇老的意思，略停两三秒钟，董老茅塞顿开，连忙赞同说：“对，对，和为贵，和为贵！”两位老人边说边笑，这笑声表达了二老的友情，也表达了两岸同胞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心愿。
郇华民老校长的两袖清风、爱国之心和育人之情，值得我们深深地怀念和尊敬！
注：郇华民（1907～1991）又名郇立三，江苏东海人。192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郇圩支部宣传委员，后与党失去联系，1942年重新入党。抗战期间，历任东海县青年救国团组织委员、云台大队参谋长，沭宿海文化服务社社长、沭宿海中学副校长、沭海中学副校长、滨海中学副校长、滨海地委文教处干教科科长、滨海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海师范校长、连云港市科委副主任、新海连医学专科学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水产专科学校校长、连云港市教育局顾问组组长等职。
（节选自《中共连云港市地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