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州师范读书的日子已是32年前的事了。那时正是共和国最饥饿的年代。然而学生们在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带领下，努力学习，积极进步，始终以饱满的情绪克服困难。那一段火热的学生生活，一直很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1959年8月底的一天，海师的二、三年级同学，用平板车拉着我们的行李，把我们从海州火车站接到学校。那时海师的大门朝南，大门口挂着欢迎新同学的横幅标语，宽大的校门两旁。蹲着两尊巨大的石狮，气宇轩昂。一进校门，宽阔的黄沙路直通内院，路两边是一簇簇一人多高的冬青树球，身后是整齐苍翠的松障。校园内房舍整齐，树木参天，宽阔的操场，齐全的活动器材，还有地理园、音乐室。路边、墙上、板报栏内，不时看到提醒同学们勤学习、懂礼貌、讲卫生、说普通话之类的标牌。教室里，不时传出书声、琴声、歌声……，这一切，对于一个从农村来的青年，无疑是换了一个新的天地。处身于这个环境，我的感觉是：这里真是读书学习的好地方。
开学典礼上，老校长桑淑尊给我们作形势报告，进行专业思想教育。讲台桌的绿色台布上，绣着“讲真理、育英才、为师之乐业”几个红字。这是往届毕业生送给母校的纪念品。不知是谁的这句名言，使我蓦然领悟到教师的伟大，所以至今没有忘记。
那段时期，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但也是活泼紧张和愉快的。每天清晨，即使是寒冷的冬季，天还没亮就被起床号声叫醒，大家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洗漱完毕，到操场上跑步。经常是起床的号声刚停，就听到桑校长招呼学生起床的话语声。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跑步，晨练以后是早自习，然后才是早饭。
当时每学期每个年级一般要开12门功课，不论哪一门，教师都认真地教，学生都认真地学。因为老师们一再强调，目前我们小学教师所教学科，还不可能专职。因此，当一名小学教师，知识必须全面，才能适应小学教育工作的需要。给学生一碗水，必须自己有一桶水。学而知困，教然后知不足。这些话，一直印在学生们的脑子里，只要是能学的东西，能练的本领，同学们都拼命地学，认真地练。每一个体育动作，每一个儿童游戏都一遍遍地做，每一首歌曲都反复弹唱。清晨、傍晚、星期天、节假日，树下、花间、教室里、操场上，同学们背书的、视唱的、练粉笔字的……谁都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
学生们都住校，早晚自习时间比较充裕，同学们都在安静地看书、作业。大家把眼前的学习与未来的工作联系起来。那时候学习苏联，学习成绩采取5级记分法，3分及格，4分良好，5分优秀。平时测验多为“突然袭击”，每次课堂提问都记分，而且要求学生到讲台上回答问题，一切都是从难、从严要求。每学期，学校都要开展“开门红、日日红、月月红、满堂红”活动。就是要求每个学生开学不迟到，每次测验、课堂提问都得5分。学习成绩登记表贴在教室里，一个月总结一次。同学们勤学苦练，你追我赶，大家用自己辛勤的汗水，争取“满堂红”的成绩。校园里充满了积极向上、勤奋刻苦的学习气氛。
老师们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和敬业精神，令人敬佩。各学科教师都有各自的教学特点，而严谨、认真、负责的精神，渊博的知识，生动的教学是共同的。
师二年级以后，教我们语文的是王焕民老师。他平时说话不多，很少笑容，表情似乎只是一个模式。但讲起课来，旁征博引，语言生动，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记得在教学《殽之战》一课时，他对教材上的一些注释，颇有不同意见，就把自己的一些见解写成文章，要我替他誊清。后来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一家教育刊物上。他还常常把我们叫去，拿出我们的作文，一一当面指点。有时他把改过的地方和我们的原作文比较，说出改的道理，也允许我们提出不同意见；有时他只是指出问题，要我们自己修改，然后再给他看。那时我深感这样批改作文，收益大，效果好。后来我在教学中，常常面批学生的作文，多半是受到他的启发。
我们的数学老师是王昭宇，他幽默诙谐，进课堂常常是一块三角板、一把圆规和几支粉笔，有时带书也只是在布置作业时翻翻。圆规和三角板在他手中如同魔术棒，最难理解的几何题经他神秘的指点和引人的提示就能叫你茅塞顿开，而又觉得轻松愉快。有时他故意设下悬念，叫你思考；有时又故意反说，引你辨别。我和几个男同学最喜与他争辩，有时下了课还尾随他边走边争，直到他走进办公室。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课。那时我曾默默地想，将来如能做一名数学教师，就要象他那样熟练地把握教材，抓住要点，启发思考，在愉快活泼的气氛中教会学生。
那段时期我们的生活是够艰苦的了。1960年后，随着国家整个经济形势的困难，学生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艰苦。一个月的伙食费八元多钱，有时一顿饭只有一碗清水煮地瓜干。白面馒头要隔几天才能吃到一次。常常是玉米面、高粱面或地瓜干面做成的长方形的糕，同学们风趣地称它们是“黄海肥皂”、“锦屏肥皂”、“耐火砖”。中午每人一块米饭，里面有一半是海英菜种子。一个月能吃到一两次肉，尽管只有很少的一点。深冬季节，师生们一起出动，到农村拾菜皮，拾胡萝卜、海英菜种子，以贴补伙食。
每到夏秋农忙的时候，我们都要到农村帮生产队干活，常去的是当时的新坝公社大井、小荡、沙杭等几个生产队，离学校三十多里远。来回都是步行，还背着行李或拉着平车。每天和社员一起干活，既累又饿，有时就拾起撒在路上的黄豆粒、绿豆粒吃，当时觉得很香。记得一天下午，我和王寿全同学被派到三、四里外的一个生产队去抬化肥，回来后，同学们已经吃过晚饭，他们知道我们食量大，特意为我们留了一大面盆煮地瓜叶，回来后拌上盐水，我们毫不费力地就吃掉了。
为了改善师生的生活，校园里凡能开垦种菜的地方都挖起来了。东操场变成了大菜园。在校园的北墙根，盖起了一长排猪圈。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种菜、喂猪、养羊。
除了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还要劳动建校。现在学校东操场那条250米长的环形跑道，就是我们那时修筑起来的。1960年夏天，我们硬是用自己的肩膀，从海州东门外的大成窑场抬来砖头，用平车从刘顶拉来石头，盖起了学校第一幢两层教学楼。现在每次来母校，总要到这幢楼上，走进当年自己的教室看看，心里有说不出的亲切感。
虽然那时候同学们生活苦、条件差、学习紧、劳动重，但同学们精神饱满，情绪乐观。是什么原因呢？我常想，一方面是领导和老师以身作则，并且经常不断地对学生进行形势和思想教育，日常的教育教学，紧密地与现实、与学生的思想、品德结合起来，并且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再就是艰苦的生活锻炼人，培养人，使人知道珍惜生活。另一条就是在学生中经常进行谈心活动，交流思想，互相帮助，及时疏导解决一些思想问题。所以同学之间真诚团结，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朝气。这一切对世界观正在形成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毕业前，学校征求每个同学的毕业分配意见，几乎每个人都表示：“服从分配，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同学们说到做到，1962年7月的一天，我们这一届5个班200多名毕业生，分别登上开赴赣榆县、东海县和市郊的卡车，在高昂的《毕业歌》声中，挥泪相别，满怀信心地走向新的生活。
32年过去了，海师生活的一幕幕，还像在昨天。三年学生生活虽然短暂，但对我们的锻炼、成长及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愿母校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愿母校的事业兴旺发达，愿母校的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六二届校友 张义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