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中学学生生活漫忆
二八届校友 朱智贤
东海中学全名为“中央大学区立东海中学”，是1928年春由原设在东海县的江苏省立第十一中学和原设在灌云县的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合并而成的。
我于1923年考入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入学时，适逢实行“六三三制”的新学制。我们这些在两等小学（初等小学四年、高等小学三年）毕业的学生，因多读了一年小学，所以入学后，就算初中二年级，当时叫“新本二”，即新学制本科二年级，也有人叫前师（前期师范）二年级。前师读完后，直接升入后师（后期师范）学习三年，前后共学习五年。我们这一班，按规定应当在1928年暑假毕业。
在我考入师范那年，当时海（海州）属四县（东海、赣榆、沭阳、灌云）只有两所中等学校：第十一中学因系普通中学，用费较多。一般贫寒子弟毕业后有志升学的，大多报考第八师范，因为这里除膳食免费外，还发一套兵式操制服。
我是赣榆县人，当时县里没有中学，县城里的县立高等小学，就是县里的最高学府。学生大多是城里和四乡的有钱人家的子弟。我因为住在城里，有幸报考，得以受到完全的小学教育。我小学毕业后，无力外出升学，父亲已决定让我当个学徒。这时由于我的级任老师宋茀庵先生是灌云县人，他暑假要回家，愿意带着我们毕业班十几个想升学的学生一起去报考第八师范，我也参加了。考试完毕，有两个人被录取，我是其中一个。就这样，我侥幸取得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
东海中学是北伐战争以后建立的。北伐战争是我党推动和领导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一道，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建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我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有力地动员了全国革命人民，组成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从1927年7月誓师北伐起，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完全打垮了军阀吴佩孚，歼灭了盘踞在苏、浙一带的军阀孙传芳的主力。1927年初，北伐军占领南京，孙传芳狼狈向苏北逃窜。第八师范和第十一中学被迫解散，学校停办，学生回家。
1928年春，成立了“中央大学区立东海中学”（当时摹仿法国教育制度，把大学和省教育行政统一起来，由大学负责管理，叫“大学区制”。江苏省的教育事业属中央大学区管理）。由董淮（字渭川，山东邹县人）任校长，以东海县原第十一中学为校址。原有第八师范和第十一中学的在校学生接到学校通知，一律回校复学。当时，学校分为初中部和高中部，高中部包括普通科和师范科。我当时是东海中学高中部师范科三年级学生。
东海中学的学校管理，在校长领导下，分为教务、训育、事务三个部分。教务主任是卢郁文（河北人），训育主任是屈凌汉（河北人），事务主任是吴级宸（山东人）。他们都是北京高等师范的毕业生，年龄都在三十岁左右，精力充沛，年轻有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曾受到北伐战争的革命洗礼，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和作风，因此，给学校带来一些新气象。
根据后来的了解，董、卢、屈都是国民党人。在那时，可以说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国民党左派。在教育工作中，他们平易近人，主动接近学生，了解学生思想，善于积极引导。因此，在开学后不久，学校秩序井然，显得既有纪律，又生动活泼。当然，他们只能是温和的进步派。在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他们又持有一定的调和立场。例如，当时董、屈都曾对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表示异议；对南京政府的一些不当措施表示同情。
回忆起来，我在东海中学一年的生活里，在思想认识和专业学习等方面是有很大收获的，这都是和当时开明的学校领导人的教育影响分不开的。
在董校长的领导下，比较有意识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董、屈、卢都对学生举行过全校性的演讲会、辩论会，并且也组织过学生的演讲比赛会，通过这些活动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屈是训育主任，直接负责学生思想工作。他多次举行专题演讲，学生感到很受启发，很有收获。屈对学生要求很严，令出必行，但同时又非常重视思想工作。有一次，他散步时在城墙上发现有人用粉笔写的“打倒帝国主义屈凌汉”的字样，他就抓住机会进行有关帝国主义的演讲，从资本主义的产生谈到帝国主义的形式、特点、对我国的侵略等等，原原本本，有条有理。结果，学生不但理解了什么是帝国主义，而且对屈也更感到亲近、敬佩。有一次屈对学生作了一次批判“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演讲，他从封建社会的结构，分析它的意识形态特点，批判它对农民的麻醉性的道德说教。指出：指倡“知足”、“忍耐”就是使农民放弃反抗，做地主阶级的训服奴隶。这使学生对封建社会的反动性，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
屈和卢还举行过辩论会，由董做总结评议，学生感到很有兴趣。同时，学校还和学生一起，举办演讲比赛会，这对培养学生，特别是师范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很有作用。有一次演讲比赛会的题目是《怎样做个好学生》，我也参加了，并获得了全校第一名，得的奖品是自来水钢笔一支。
在课程和教学方面，学校也重视思想性。董、屈担任的国文课里，就选了李大钊的《经济变动与道德变动》，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从这里学到了一些新的、先进的思想。
学校里还开设了若干新的课程，如《弱小民族运动史》等等。
在专业课程方面，学校特别看重教育课，包括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参观、教育实习等。我在第八师范时，已学过教育概论、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小学普通教学法、小学各科教学法等课。因此，教育专业思想比较巩固，对教育工作已有一定能力和浓厚兴趣。我在师范读书时，就已写出一些教育论文和儿童读物，在报刊上发表过。到了东海中学时期，我除了继续写作这方面的作品以外，还结合毕业论文，写了一本约三、四万字的小书《小学历史教学法》。这本书稿，当时曾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由它接受出版。
在东海中学时期，我们这一班的教育实习也是很特别的。由于董校长的启发，他希望我们不要只到附属小学去做那例行公事的教育实习，还要搞独立办学实习，这可以锻炼我们的全面办学能力。当时，海州城内有很多失学儿童，我们几个师范生组织起来，利用庙宇，招收一些失学的孩子，开办单级复式小学。从找校舍、搞环境布置、学校管理分工、制定教学计划、自编教材，到实地教学、训导工作，都是自己干，收获的确很大。我们还经常总结经验，出版教育简报，在这里，我们发表了不少教育论文。我们甚至还试行过当时流行的“设计教学法”。
临结业前那年，照例有一次到外地的教育参观。这是江苏中等师范学校多年的惯例，一般是到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地参观访问，参观那些著名的小学，听课、座谈，有时请大学教授给我们演讲。（如在上海，张耀翔教授就给我们讲过“新法考试”）。对于开阔眼界和提高将来担任教师时的教育工作能力，都有很大好处。
在那次教育参观中，我对几件事印象很深：一件事是在上海时，亲眼看见租界上帝国主义者雇佣的印度巡捕（人们都叫他们“红头阿三”）对中国人的随意侮辱。记得我们这些土头土脑的学生到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参观时，印度巡捕竟象对待小偷一样，强迫我们的同学把手举起来让他们搜身。我们在上海也亲自看过“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这种令人愤慨的事情，是我终身难忘的。
另一件事是在南京时，我们参观了刚刚建立的陶行知先生主办的晓庄师范。那副寓意深刻的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以及那些把教育和生活联系起来的各种教育措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8年冬，我们这班师范生毕业了，大家各自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也以这里为起点，决定了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儿童教育和儿童心理工作。光阴过得真快，转眼已经过去五十年多了，现在回忆起来感到很亲切。
（原载1986年《连云港市文史资料》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