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坤

李坤，2000届校友。连云港市实验学校教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海州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主持并结题省市级课题10余项。在《小学教学参考》《小学教学研究》《教师博览》《文艺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作家报》《散文百家》等报刊杂志发表教育教学论文、教育叙事、散文、诗歌、小说等1000余篇（首），多篇论文、文学作品在各级征文中获奖。曾被评为江苏好人，感动江苏教育人物，连云港市最美乡村教师等荣誉50余项，个人事迹被学习强国、人民网、中江网、江苏教育报、新华日报交汇点、扬子晚报、连云港日报等主流媒体专题报道。

从小到大，我一直喜欢在床边放几本书，这样读起来方便。《汪曾祺散文选集》就是几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本，很多年了，常读常新，每一次阅读我都能从中汲取到写作的养分和力量。

经冬历春，时光在这本集子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封面已经微微泛黄，边角也起了毛。有一次我睡着了拽住封底，书滑落的时候撕掉了一角，我心疼地用透明胶带粘着。虽然如此，我还是如获至宝。夜里睡不着，我就摸过来随意翻开，翻到哪篇读哪篇，这本小书陪我度过了无数个夜晚。尤其是在村小的那些年，要不是有这几本书陪伴，那些孤寂的日夜可想而知。

这本《汪曾祺散文选集》是1998年买的，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在一所村小任教。月工资三百多元，除去日常花销所剩无几。每个月，我总会骑几十里路自行车，到县城新华书店去一次。那趟土路不好走，坑坑洼洼，可一想到能在书架前站上半天，闻一闻墨香，我的心里就特热乎，特满足。

有一回，我在书架角落里发现了这本散文选，翻开第一页就看见那句：“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我站在那儿把这句读了好几遍。七月天，书店里虽然开着吊扇，汗水仍然顺着脊背往下淌，可读了这句话，竟真觉得有凉气从书页里漫出来，溢满全身。我二话没说，爽快掏钱买下。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也是在那时买的。

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汪迷”，只觉得这个老头儿写得特好。

他写高邮的咸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他写昆明的雨，“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他写夏天的昆虫，写秋天的落叶，写普普通通的萝卜、豆腐、韭菜花。奇怪的是，这些我们身边再平常不过的东西，到了他的笔下竟都有了滋味，都有了颜色，都有了温度。

他的文字细腻、风趣、朴实，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却能直抵人心。我也在心里暗暗使劲，也要学习这种表述方式，写出类似的文字。

后来读得多了，慢慢摸索出一点门道。汪老说：“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话我咂摸了很多年。

有一年冬天，学校里来了个支教的城里老师，教语文的。我俩住一间宿舍，晚上没事就聊天。他说他写作讲究的是“思想”，是“深度”，是“结构”。我说我不懂那些，我就喜欢汪曾祺。他不屑地撇撇嘴，说汪曾祺太“寡淡”，不够劲儿。他喜欢那种重油重盐的表达，嬉笑怒骂皆文章那种，我没跟他争。

那年寒假，他回城过年，托我帮他收信。我无意中翻到他桌上的一沓稿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我读了读，句子都很长，词儿都很硬，可读完了什么也没留下。不知怎的，我想起汪老的话：“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那位老师的写作，缺的恰恰就是这种能感染人的语言。

1997年5月16日，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下午没课，我在宿舍里看《受戒》。合上书，心里满满的，又空空的。小英子、明海，那片芦花荡，那条船，那些话——“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就这么几行字，却让我读了一遍还想读第二遍。

正发着呆，收音机里传来一个消息：汪曾祺先生去世了。我愣住了。怎么可能？那个刚在书里跟我说完话的人，那个写“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老头儿，那个让我觉得他就坐在我对面，端着茶杯慢悠悠讲故事的人，忽然之间就不在了？

我失落至极，那一夜失眠了。我把《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几本书捧在手里，翻来覆去摩挲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天亮，头晕乎乎的，眼睛干涩得睁不开，可心里还是堵得慌。那年我24岁，第二次为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流了泪。记得上一次泪流满面，还是看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

三十年的文学路，一路走来，汪老始终伴我身畔。

他的小说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可影响我最大的却是他的散文和语言论述。那些《小说笔谈》《关于小说的语言》《文学语言杂谈》，我不知读过多少回。他告诉我，语言浸透了内容，浸透了思想。

后来读到评论家王彬彬的话，说欣赏小说有三个层次：故事的层次、思想的层次和语言的层次，最高层次的欣赏者目光始终专注于语言。我这才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为什么那些年读过的许多小说，当时觉得热闹，过后就忘了；而汪老的小说，薄薄一本，却能让人翻来覆去读几十年。

今年春节刚过，我终于成行高邮，来到汪曾祺纪念馆。

坐高铁到高邮站。去之前做了功课，高邮北站太远，应该在高邮站下车。早春的太阳懒洋洋的，照得人心里发暖。我的目光扒着高铁车窗往外眺望，田野一片一片往后退，麦苗刚返青，绿得鲜亮。想着再过个把钟头就能踏上汪老故乡的土地，心里头竟有些发慌，念叨了二十多年的地方，这回真要到了。

高邮站不大，出站口零零散散站着几个人。打了个车，师傅问去哪儿，我说傅公桥路69号。“去汪曾祺纪念馆吧？”师傅笑呵呵地问一句，随即骄傲地笑起来：“这几天去的人老多了，昨天还送几拨人去呢。”我点点头，心头一热，原来惦记着老头儿的不止我一个。

出租车很快到了纪念馆。下车环顾四周，这就是汪老笔下那个地方吗？他写运河的河底和城墙垛子一般高，他写小时候到运河堤上去玩，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顶，他写农民几乎家家都有船。现在看不见这些了，公路两旁倒是有水，却不见一条船。

汪曾祺纪念馆，一眼望过去惊艳不已，造型像一摞叠放的书，绝对让人过目不忘。

在纪念馆里，我在他的书柜前站了很久。柜子是木头的，褐色，镶着玻璃门，门上有锁。里面放着《读书》杂志，也有他自己的作品集，东一本西一本，随意摆着。还有他用过的茶壶、茶罐、笔架、印泥、放大镜，都普普通通。看着这些东西，我想，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普普通通的人。他不把自己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作家，他就是个爱喝茶、爱画画、爱做菜、爱跟朋友聊天的老头儿。

纪念馆里有一面墙，写着他关于戏剧和小说区别的一段话：“戏要夸张，要强调；小说要含蓄，要淡远。不能把小说写得像戏，不能有太多情节、太多的戏剧性。”我站在这面墙前，把这段话读了好几遍。忽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年读了那么多小说，能留在心里的却不多。太多的小说“像戏”了，情节太多，戏剧性太多，独独少了那份含蓄，那份淡远。汪老的小说，就像他这个人，不争不抢，不急不躁，就那么淡淡地、慢慢地走进你心里，住下来再也不走了。

中午在纪念馆附近吃饭，点了慈姑、莼菜、酱鸭、鲫鱼、白鱼、东坡肉，都是汪老写过的酒肴。还要了一壶黄酒，我平时不喝酒，那天却倒了一杯，端起来在心里说：汪老，我来看您了。我这个在苏北长大的农村娃，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能在汪老纪念馆咫尺之遥，吃一顿他笔下的“精饲料”，实在是幸运。

从高邮回来，我又把床头那本书拿起来翻了翻。恍惚中，似乎看见了那个老头儿，笑眯眯地端着茶杯跟我说：“来，坐下喝一杯。”

今年我五十多岁了，从乡村小学到乡镇中心小学，再到城区学校，工作了三十多年。日子平淡如水，可因为床头有这几本书，这杯白开水里就有了点滋味。汪老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我想，我喜欢的就是这个。在那些平淡的日子里，在那些普通的人身上看到美，看到健康的人性。这是汪老教我的。

从1997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从县区报刊到《文艺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作家报》等报刊发表，到现在一共发表了1082篇（首）；从区作协会员，到市作协会员，再到省作协会员，我一直奋楫前行；从在村小给学生们办写作兴趣小组，到中心小学办写作训练营，再到城区学校办写作社团，辅导学生发表习作500余篇……我在做文学爱好者的同时，也在做一名为孩子们点亮写作心灯的人。这些年，我一直在写作现场，我的文学路已经延展了近三十个春秋。

每一次拿起笔，每一次在键盘上敲击，我的心中都会念叨着那个不知反复念叨了多少遍的名字，那个遥远而又熟悉的名字——汪曾祺。

经年岁月，一路走来，一“汪”情深。